“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

  --------贾樟柯

       1997年山西汾阳。应着一段二人转，看见一个肮脏凌乱落后的县城。镜头转向颠簸的公交车，小武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一脸霸气拒绝买票，售票员默不作声，长镜头再拉向公交车前竖起的毛主席头像。故事从这里开始。

呆滞麻木的小武有着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让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看见了听见了产生共鸣并内心疼痛。这个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物，握着他本能的尊严和仅存的希望挣扎于时代潮流中，但正是社会背景铸就了他在边缘徘徊,慢慢同化吞噬他。他所信仰的，都被商业化的社会冲击地无影无踪，最终陷入绝望。他是个惯偷，在公安的严打下仍然无恐无惧地偷窃以维持生计。他称之为“手艺活”，他把偷来的证件再邮寄回去。（影片所选择的劣势人群也不是那么道德劣势。）这个小人物有着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却不断被现实掐地不能动弹。昔日也是小偷的好友小勇最终靠走私成为了暴发户，办婚礼却不通知小武，怕抖露自己原来的身份，于是小武失去了友情，他们曾经写下“勇，武”的那面墙在寒风中不再被记起，他们曾经约定结婚时送对方6斤钱，用红纸包起，而小武换成整钱包好送去小勇觉得肮脏，小武失去了昔日好友，他们的友情抵不过社会地位的攀比。

小武花钱听歌女梅梅唱歌，花钱陪她压马路做头发打电话，在她生病的时候买给她热水袋。梅梅和他坐在床上，他听梅梅唱她最爱的《天空》，听她唱到躺在他身上抽泣，一段时间的沉默和廉价的依靠无法弥补她长久漂泊在外的情感空洞。然后小武唱，他就打开他的打火机，放《致爱丽丝》，拙劣的打火机音乐严重走调最后消匿，弥散或是新生，又是沉默。小武不会唱歌，当他一个人在澡堂的时候他唱，他一丝不挂惨白虚弱地潜入浴池，走调的歌声在浴室里回荡，孤寂而无靠。他头上的墙壁破败肮脏，这个典型的社会小人物在自己的歌声中得到释放。他以为简单的生活让他寻觅到了爱情时，梅梅跟着有钱的大老板去了太原，他们的爱情抵不过金钱的诱惑。

        小武被赶出了家门，正在行窃时曾为方便联络梅梅而买的BP机响了，他失去了自由，而BP机的留言是天气预报，他的自由在一副手铐下幻灭。第二次BP机响了，是梅梅的留言：万事如意。小武并不如意。而最后，他被公安人员锁在马路上被群众好奇地打量围观时，他蹲在地上，用惶恐的眼神看着周围，无奈而卑微。

《小武》或许是个小偷的传记，却由他牵扯出了暴发户小勇，以及歌女梅梅，他的家庭他的玩伴他的周围群体以及他的所处社会背景，他更像是个切入点，最终描述了整个社会一面。点到面的不断切换让“现实”成为这部片子成功的品质。够穿透么，贾樟柯就让摄影机拍下所有解释生活的场景，一副画轴摊开，让观众去思考，评判。

      97年的汾阳，被新鲜的价值观所冲击，卡拉OK中过气的流行歌曲，港台警匪剧，BP机，贸易暴发户。当小武被遗忘在栏杆旁，越来越多的人群围观，有好奇的鄙夷的冷漠的幸灾乐祸的。甚至当电台采访小武旧时好友时，他们说：他就是一害群之马，被抓大快人心。讽刺镜头太多。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人们眼前，到最后观众转换成‘被观察的观察者’。人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小武的位置上了，与他的处境相同，感到非常局促。摄影机产生的动荡感不断将我们拉回现实，甚至就产生错觉。“在各种情形里摄影机以不同程度的谨慎在进行工作，或因复原现实而将自己隐藏了起来，或因严格的场面调度而从容不迫地被人感受到它的存在。”

     穿插在这部影片的音乐让这小人物更觉悲怆，婚礼、葬礼、街头、舞厅、电视里，一首泛滥的《心雨》，在一次次在疏离、冷漠、孤独的场合响起。最后蓄谋已久的《霸王别姬》让人联想虞姬奈若何的无奈和凄怆。项羽和虞姬在电影里谁是谁的影子。这个底层人物和他牵扯出的大片那个时代的人物在贾樟柯的电影里鲜活地存在，是那个混乱浮躁的年代为了忘却的纪念。